亲历丨章复金：我的五十年，感恩命运眷顾

章复金新三届 2019-06-0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章复金，四川乐山人，1947年8月生，文革“老三届“，入大学前当过农民，做过民工，也干过公社公安员、区团委书记等工作。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大学毕业要求回乐山，后留在四川省司法厅。1983年调德阳市司法局，1984年任市司法局副局长，1995年调德阳市政府法制局任局长，2003年3月当选德阳市政协常委，2007年3月退休。

原题

我的五十年

作者 | 章复金

在北大图书舘前草坪上留影

1968年夏天，我带着一片迷茫的心情，告别母校乐山高级中学校，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第一站是回到家乡——乐山县安谷公社五星二队当农民。

农村的生话是艰苦的。回到家乡正遇上双抢农忙季节，我立即投入双抢劳动中。打谷栽秧种地啥都参加。收割早稻，坚硬的谷秆把手指磨破，戴上手套，有人見了笑话我。栽晚稻，滚烫的稻田水，恶嗅的大粪味，炎热的太阳下，腰酸背痛。种小麦，开麦沟，挥动着锄头，累得周身大汗。煮飯没烧柴，到太平公社尖山子煤矿挑煤炭，披星戴月，百十来斤的重担一百多华里的路程，当天打来回，繁重的体力劳功能暂时排除心中的苦闷。让人难受的是，农村生话的单调乏味，没有可看的书，没有可读的报，没有可交心聊天的伙伴。好在我有一部在学校时组装的晶体管收音机，劳累了抱着收音机听新闻、听音乐，也算是给我精神生活的一点补偿。

过了一段时间，我问自已，难道今后的生话就是这样吗?当时生产大队领导也征求过我的意见，到不到大队耕读小学去教书?我不愿意吃粉笔灰，谢绝了大队领导的好意。1968年底，铁道兵8815部队到乐山招民工。农村我不想干了，外出闯一闯，即使是打烂仗也行。我主动报了名。父親说:“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老人家支持我的想法。

1969年春节一过，我随乐山县几百名民工登上了沙湾去峨边的火车，来到了大山之中的杨漩车站。部队民工按军事化管理。设立营连排班。早操早点名，晚学习，晚点名，统一作息时间。当然主要是工地干活，挖土、推车、开片石、抬石头，为成昆铁路的路基保坎加固。工地劳动是繁重的，大山中的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同年龄相当的一群年青人在一块，过着集体生话，无忧无虑，嬉笑打闹，我倒覚得生活是快乐的。凭着自己高中文化的底子，民工连队开会发言，写点小稿子，不在话下。靠着老乡们的拥戴，连队领导的肯定，1970年被评为8815部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了部队表彰大会。

1970年8月，民工任务完成，民工连队遣散。我又回到安谷老家，重复着两年前的农村生活。

1970年10月，县里组织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财贸单位，开展整顿财贸队伍工作，为期三个月。我出身贫农，也许我在农村表现可以，生产大队推荐我参加了贫宣队。过后得知，参加贫宣队的人员如果表现好，有可能留在财贸单位。对贫宣队员来讲，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八区参加贫宣队的三十多人，主要是复退军人，多数是党员，还有部分女同志。这在当时招工招干均是吃香的条件。我一不是复退军人，二不是党员，三不是女同胞，我不抱有留下财贸单位的希望，三个月滿向后转就行了。我被分配到了八区最偏远的观榜公社。

工作组共三人，组长姓管，是个土改时的老干部，他对人直率真诚。我很尊重他。还有一个复退军人，姓魏，是党员。观榜公社财贸单位有供销社，信用社，税务所和粮站，单位都小，没几个人。小组工作主要是组织职工学习，考察职工情况，最后形成书面材料上报。管组长理所当然地把形成书面材料的工作交给了我。平常没事我就到供销社帮忙，扯布、称盐、打酱油、零售小商品，同职工打成一片。三个月的时间快到了，我也准备向后转回老家了。有一天，管组长从区上开会回来，找我谈话告诉我:“小章，你准备好到区供销社报到！”天呀！铁饭碗有可能被我端上了，对我来说，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1971年元月，我到区供销社报到，安排到財会室上班。到财会室熟悉了几天会计工作，区革委来电话，区委组织员找我谈话，征求我到蔡金公社任公安员的意見。公社公安员属于行政编制，我欣然表示同意。短短不过十几天，经历了从贫宣队员到区供销社职工，又到公社当正式干部，变化之快始料不及，原因是什么呢?后来有位同志告诉我，说我贫宣队里表现好，特别是写的材料文理清楚有血有肉，区领导很欣赏。看来我是遇上伯乐，当成人才提拔重用了！

书生气十足的我到蔡金公社走马上任。没有受过公安业务的培训，我决心向老同志老公安请教，干中学习。不久蔡金就发生了公社供销社被盗的案件，我有些面临接受考验的感觉。小偷挖开了供销社大门的地脚石，钻到仓库，盗走了布匹和百货。好在向县人保组报案后，县人保组派人下来。我与他们一齐分析案情，排查可疑人员，制定破案方案。冒着严寒，彻夜蹲守可疑作案人员的住处。大家劳累奔波了几天，破了此案。

公安员任上遇到的第一起案件，让我体会到公安工作具体辛苦危险。当公社公安员除了自身的公安业务外，公社的其它工作也是少不了的，比如跑田坎下生产队检查生产，抓农业学大寨等。过了半年时间，区上电话通知，要我参加县上团代会，並要求写一篇发言稿交区上审查。我一时心中纳闷，既不是团代表也不是团干部，县上团代会与我何相干。但我还是如期写了稿子交上去。县团代会召开的那天，我直接从蔡金到乐山报到。

拿上会议发的材料，一看八区代表团名单团长的名下是章复金，我感到莫名其妙，事前可没人跟我说过嘛！是否搞错了?负责报到的一位同志问我:“你是八区的章复金?”我说:“是”。“没搞错，你当好你的团长吧。”第二天大会发言，登上乐山公园礼堂的讲台，第一次面对几百人的大会场，我紧张得脑子嗡嗡作响，不知是怎样把发言稿念完的。开完团代会，区上领导叫我不用回公社了，我留在了区上。没过多久，区上宣布了我的职务，八区革委会青年干事兼区团委副书记。

区团委有委员十多人，主要是七个公社和一个镇的团委书记，区上抓团的工作其实就我光杆司令一人。在区委老同志的指点下，我逐步熟悉了区上的工作。共青团的工作要围绕党委的中心工作来开展。那时区委的中心工作很多，抓革命促生产，中心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中心工作区上往往要抽调人员下公社，我经常被抽调到公社基层蹲点，主要抓农业学大寨、农业生产、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以及决算摊派提留等工作。

区上的工作条件不是很好，区上主要领导有辆专用自行车外，一般干部到公社基层都是走路。安谷到太平、踏水三四十公里，靠走路。1974年我到新场公社红星大队蹲点半年多，与生产队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功，了解社情民意，协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我与三队的一个年轻队长商量，允许社员在田边地角大种堆堆苕，谁种谁得，允许社员在生产队的玉米地里间种红苕，谁种谁得。这与后来农村推广的包产到户有些相似吧！可惜当时我的大胆想法不能在其他生产队推行。

紧张忙碌的农村基层生活节奏在1977年10月被打破了。10月22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播出，党中央决定改变高校招生制度，恢复被文革中断十年之久的高校统一招生制度。本次招生将根据考生的成绩择优录取。这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深埋在我心底的强烈求知欲和对上大学的渴望被唤醒了。

我找来当日报纸，反复看了有关高考的报道。认为我符合高考报名条件，特别是工龄满五年以上的可带薪学习这一规定对我来说太重要了，经济的后顾之忧不存在了。我决定参加高考！能否考上不需过多考虑，重要的是我要了却十年前参加高考的那个心愿。当我向区领导汇报参加高考的想法时，他们都表示支持。其中一位副书记对我说:“参加高考对啊，考上大学很好，考不上就回来，又不会夺掉你区上的飯碗。”你说我遇上了多好的领导呀!我开始了参加高考的复习准备。

当时正接近年底，我承担了观榜公社跃进大队年终决算工作组的工作，必须经常下大队，因此我的复习时间不多。应当说高中的学习给我们六六届同学打下了好的文化基礎，加上平常我喜欢看书读报，政治语文用不着多复习，历史地理在学校时一直是我的强项，就是数学忘记了许多，重点是复习数学。12月开考的那天，我同全国数百万考生走进考场。尘封了十多年的大学之门将向我们开启，此时此刻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啊！

两天的考试顺利结束。记得语文的作文题是给了一份关于青年职工吴秋生爱学习爱专研在工厂干出好成绩的报道材料，要求写篇读后感。我拟的作文题是《不学张铁生，要学吴秋生》。自我感觉作文写得不错。政治史地的考试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轻松完成。费脑筋的是数学，部分题确实做不起。考试结束我的希望是考试分数一定要上线，分数上线说明考试过关。最终是否录取上大学並不十分重要，因为我不是为找飯碗而参加高考。如果分数没上线，那我觉得真丢死人了。

过了不久，我如愿以偿被通知体检。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我说小学我上的是八区最好的小学——安谷小学，中学我上的乐山最好的中学（初中是乐山一中），大学我要上全国一流的大学。另外一个考虑大学要离乐山距离要近。由近到远，填的志愿第一是川大，第二是武大，第三是复旦，第四是北大，附带第五志愿是哈尔滨商学院。1976年，我与我爱人结婚。她在太平镇学校教书。我参加高考她己身孕在身。报考大学她给了我大力支持。

1978年元月28日，我爱人生下了我们的宝贝儿子，全家都十分高兴。我请假在家待了几天。2月6日，该我到太平镇给儿子上户口了。那天一早，骑着自行车经过区邮局时，邮局的老吕正在刷牙，他叫住了我:“章书记，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惊喜了一下。老吕立马走进办出室取来录取通知书。我一看是北京大学录取，专业是法律学系，附带有几张北京大学的行李寄送单。考上北大真成为了现实！老吕问我一早去哪里?我说到太平镇给新生儿子上户口。老吕爽朗地笑道:“哎呀呀，章书记，你真是双喜临门啊！”

1978年2月，从成都坐了四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我独自一人来到北京。这不是我第一次进京，之前文革串联时曾到过北京，在广场上大喊毛主席万岁，当时是多么激动啊。然而这一次心情完全不一样。考上北大确是不容易，整个乐山地区可能就我一个。拿今天的话来说，应当是乐山的高考状元了。再平静想一想，也许是我抓住了一次难得的机遇。在高中六一班的同学中，比我学习成绩好的多着呢，他（她）们有的没有参加高考，有的参加了高考没敢报好点学校，因为他们参加高考的目的只是为了端上好飯碗。我立下决心，要珍惜难得的求学机会，好好学习，增加知识，增强本领，同时报答家人和领导对我的支持。

北京大学四年的学习生话，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令我终生难忘。当初填报学校志愿时，我填的是北大图书馆学系，一个十足的冷门专业，但我喜欢，觉得这个专业应当比较清闲，可以阅览很多的书。我还说，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毛译东还当过图书馆的资料员呢。可北大录取我的是法律专业——法律学系77级。

当时法律专业是绝密专业，(还有一个绝密专业是技术核物理专业)。政审严格，条件高于其它专业，学校择优录取，就没考虑你的志愿了。也好，学法律我也喜欢。北大法律系77级只有一个班，正式录取60人，增加北京走读生20人，部队揷班生两人，共82人，是学校最大的一个班。班上干部子女多(许多是高干子女)，党员多，北京市的多，平民百姓没几个。

北大法律系名师如云。主任是1930年代到过延安的陈守一，宪法肖蔚云、国际法王铁崔、民法芮沫，比较宪法龚祥瑞、中国思想史张国华、西方思想史沈宗灵、法学理论张国华、罗豪才……他们都是响当当的学界大师。他们中多数是我们班的任课教师。北大学校整个学习氛围很浓。经历了文革，一到学校，似乎大家都想把荒废了十多年的学业补回来。许多同学每天三点一线，宿舍一食堂一图书馆(或教室)。

早晨图书馆大门没开，门外就有大批同学排队。未名湖畔、林荫之间，甚至食堂排队、晚上路灯下都見同学们在刻苦学习。在我的印象中班上学习最为刻苦的有两位同学。一位是人称苦行僧的姜明安同学。姜明安来自湖南岳阳，大学前务过农，当过兵，教过书。他刻苦学习的劲头大家公认。姜明安除了看书学习，没有别的兴趣爱好。他每天行色匆匆，三点一线，宿舍—食堂—图书馆，寒暑假不回老家，留校自学，经常敖夜到一两点钟还在看书。

另外一位是李克强同学。李克强来自安徽凤阳，插队知青，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入学前有领导想给他安排工作，他不愿意，考大学是他的心愿。李克强最初想读师范，据他讲读师范花钱少，北大并不是他的第一自愿。李克强自学能力极强，他的特点是爱思考，肯钻研，平常话语不多，不爱出头，可班上学习讨论，他总是极积发言。李克强表达观点，思维缜密，逻辑性强，经常受到老师或同学点赞。李克强入学时没有外语基础，为了攻下英语关，他制作一个小本本，正面英文单词，反面中文注解，苦记硬背，走路背，食堂排队背，外出等公交车也背。正是拼命苦读英语，李克强英语水平提高很快，三年级时他就能翻译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献，被相关部门作为资料采用。

班上同学团结友爱，关系融洽。同学间年龄差距较大，大的三十多，小的十六七岁。我曾开玩笑叫十六岁的宋健同学管我叫叔叔。北大的生活不只是专业求学，课余话动也丰富多彩。各类讲座，学术交流，参观考察，文体娱乐，兴趣话动等。值得一提的我参加了太极拳培训，学了陈氏四十八式太极拳，受益至今。

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结束，毕业分配时到法律系要人的单位很多。志愿去向我选择北京也可能留下。我乡土观念重，亲人都在乐山，虽然北京比乐山条件优越，但我填写的志愿去向是乐山！班上同学去外地的很少，有二十多位同学出国留学，余下的多数留在了北京，或从政，或教书，接下来或经商，或律师，或国内外创业。

多年过后人称北大“黄埔一期”的我班同学相聚。“他们当中有的成为共和国的栋梁，有的成为法律界的泰斗，有睿知的立法者，也有严明的执法官，有声誉显赫的国企领导，还有经验老道判断精准的优秀律师。真可谓是群星闪烁，光照神州！”(摘自《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入学三十周年庆典通知》）

想回乐山，结果被省上截留下来，分配到四川省司法厅，在省司法厅公正律师管理处上班一年多。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困难，厅领导有意叫我去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当时院址在郫县。此时德阳建市，作为省级机关支援德阳建市的举措，厅领导又建议我到德阳司法局。1983年10月，我来到了新兴工业城市——德阳。当月我爱人也随同从乐山调德阳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我们都成为了德阳建市元老级的干部。1984年4月，我被提拔为市司法局副局长，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在司法局我分管过公证律师，也分管法制宣传，当市普法办公室主任。公证律师是司法行政工作中专业性最强的业务。对公证律师业务指导和管理外，我还担任了东方汽轮机厂等大型企业的法律顾向。搞普法宣传我认为意义重大，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与建设法治社会要求差距太大。普法应是中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经阶段。

我编写普法资料，开办普法培训班或法制讲座。1985年10月，在市委的支持下，市普法办首次举办市级领导干部学习班。由我讲宪法及宪政知识。市委书记市长带头，五十多位市级领导干部坐下来学法，学习班结束，闭卷考试。全市普法声势很大。连续多年德阳市均被评选为省普法先进集体。

1995年5月，我被调到市政府法制局当局长，这一干又是十多年。政府法制局负责市政府的具体法律事务，简单说就是当政府法律顾问，审查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为政府法律事务建言献策，並协调解决政府部门之间的执法争议，保障政府依法行政。可见法制局任务艰巨，工作量很大。几十年来，从事司法行政法律法制方面的工作，我认为很有意义。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讲，我就是国家法制建设路上铺路石中一粒小石子。工作是辛苦的，但我很热爱，一直很努力。

2003年3月，我退居二线，当选为德阳市政协常委，担任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工作委员会主任。四年的时间，主持编写了四本德阳文史资料。

2007年10月退休，我开始享受人生下一阶段舒适休闲的美好时光，微笑着等待夜幕的降临！

务农(民工)三年，单位工作三十六年，退休十一年，弹指一挥间，五十年过去了。回顾点点滴滴，我五十年的人生旅途还算顺顺当当，没有大的坎坷与灾难。虽然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曾挨过饿，受过冻，经历过十年文革社会动荡和失学，但这些都是民族的不幸，国家的灾难。我的命运是与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算不了什么。当然生活中有许多艰辛，也遇上很多的困难，正是这些艰辛和困难，对自已是一种很好的磨炼。人生的方向可能已经由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决定，我不奢望，不强求，顺其自然。

我总是相信，一个人的成功，自身的努力是必须的，同时也离不开时代的催化。对我而言，如果说五十年的人生或许有点成功的话，更多的是命运对我的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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